观点 | 李铁：为什么贸易战也能扯上城市化问题？
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拉锯。有报道称，特朗普政府计划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从10%上调至25%，以此在贸易战对峙中向中方施压。
对此，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8月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，美方的施压和讹诈不会起作用，中美对话需要建立在规则和信誉之上。
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及外部环境冲击，如何稳定经济增长面临极大挑战。
8月1日，“第二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”在成都举行，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、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在发表演讲时表示：
“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，包括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情况下，如何启动内需，是应有的一盘大棋。而启动内需，最大的变数和最大的手段之一，就是把城镇化问题作为重点。”
以下为演讲全文：
对于所有的中国城市管理者、学者以及专家来说，都面临一个问题——在世界城市发展进程中，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国际先进经验？更重要的是，如何与城市化发展进程具体实践相结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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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非常大的背景：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。它基于14亿人口，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都涉及到1400万人口在城市增长。几千个甚至几万个城市在发展，如何根据发展情况来制定发展政策，这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。
在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，我们还有一个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。仅仅30年时间，我们很多城市迅速进入了一个表象的现代化进程。很多欧美人到中国来看，都认为中国已经步入现代化进程，就是城市面貌已经极其现代化。但实际上，我们的城镇户籍人口是42.35%，还不到一半。我们不能通过城市的发展表象，来评价中国已经进入所谓的现代社会，实际上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。
“中国模式”的另一个特点，是用什么方法来推动这么多基础设施建设、这么多高楼大厦兴起？难道仅仅是靠实体经济和市场经济？也不是。
中国的特有制度条件，推进了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。比如，每个城市都知道房地产是我们跃不过去的坎儿，没有二三十年房地产的发展，没有我们有效运用土地资源，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多余的资金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。也正是这个中国模式，使我们现在面临越发严重的问题。但我们不能否认，在这个模式上曾经取得的成功。而目前，我们的地方领导一旦离开了这种发展模式，就变得手足无措，不知道如何进行城市运转。
第三个与其他国家不同的，是我们的制度背景，就是我们的户籍管理制度、土地管理制度、行政管理制度和政府对资源的调动能力。在一定程度上，能在三十年之内达到中上收入国家水平和如此繁华的城市景象，是有中国的制度背景作为基础的。在这种背景下来认识中国城市化历史，认识中国城市要进行的改革，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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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成功经验和巨大成就，我们也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首先，城镇化在高速增长过程中，随着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下降，面临着边际增长递减的困境。
一定不要忘记，我们有14亿人口，这个人口规模下的城市化进程，发展到一定阶段，就会出现边际效应。何况还面临国际贸易纷争，增长速度一定会放缓。
其次，利益结构的固化和发展模式的延伸，使得改革面临的困境越来越大。
所谓利益结构的固化，就是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区域间、城乡间的固化利益群体。
比如说户籍制度，我们面临的不是简单的城乡关系，更多的是城市之间、区域之间的关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怎么来调整利益结构？
第二，关于房地产。我们如果把房地产这刀斩断了，地方政府的收入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从哪里来？购买住房的人也是非常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具有主导型作用。
第三，城市的包容性变得越来越差。
第四，城市成本在大幅增加。我们要发展房地产，要对招商引资进行补偿，要发展视觉性城市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。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提高各种公共服务水平，但是成本在增加，使我们在发展实体经济中遇到了严峻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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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政策供给方面也出现了问题。
第一，对于城市的地位和作用，在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方面，没有给予足够认识。第二，本来已经提出的城市化发展战略，到目前为止各项改革措施举步维艰。第三，各种政策供给偏重于行政措施一刀切，忽视了对城市问题的深刻分析和尊重市场规律等，使我们目前面临的城市问题越来越严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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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，包括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情况下，如何启动内需，是应有的一盘大棋。而启动内需，最大的变数和最大的手段之一，就是把城镇化问题作为重点。
我们上世纪90年代提出城镇化问题时，正面临亚洲金融危机。当时我们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如果你转移了3亿人口，这3亿人口变为城市户口，他就要购买住房，要购买和住房相关的一系列产品。回顾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段时期，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工业制成品过剩问题，为什么最近这些年没有人提了？因为它被房地产带动给消化掉了。
目前，2.8亿农民工，73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，他们属于存量城镇人口，但是没有户籍。这些人在城市里还没有完全购买住房，还有未来可预计的一两亿人口增量。如果真正实现挪移和变迁，让他们在城市或家乡城镇购买住房，会不会带来内需的变化？会启动消费增长和投资吗？无论你在城市还是在小城镇，它都会带动启动消费需求的变化。
所谓启动城镇化，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区域间人的变迁，从临时性、流动性人口和就业人口，转化为常住人口，这就是启动内需必要的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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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城市人口的相对稳定，我们会增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，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，增加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建设。当然，这个大前提也会使我们重新认识城市化发展进程，重新认识城市化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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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城市化发展的政策，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怎么认识城市发展规律。
第一，我们的各种制度，支撑的是短期行为，就是短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。各种政策供给行为，包括住房政策等，都是短期一刀切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，我们能不能把这种短期行为变成长期行为？让城市发展形成稳定的增长过程，需要我们转变观念。
第二，如何调整已经固化的利益结构？是把改革的刀面向薄弱环节，还是针对广大中产阶级？比如我们提供的所谓住房政策调整，就是向所有已经买房的人征税，但这里边地方政府的发展模式、行为还没有做到调整。那等于支出再征税，原有的模式继续复制，我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，还会导致社会不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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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如何增加包容性，让更多人参与城镇化事业，也是我们每个城市政府面临的问题。
第四，如何降低城市发展成本。在中心城市，比如成都发展不了，我在天府新区，通过政府招商引资、土地补偿、拍卖等，实际上已经把投资成本大幅提高了。但实际上，创新企业需要低成本的发展空间。降低城市发展成本，不是要利用所有城市力量来进行资源重新分配和整合，而是通过不同发展阶段，在一个空间内有效提高资源分配效率。这一点，在都市圈、城市群，我们有能力做到，但我们的等级化城市管理体制，实际上已经对这种资源分配方式产生约束，要不要进行改革？
面对城市化，面对城市发展转型，我们还要重新认识可持续发展城市在中国到底是什么。是以路为主导的城市，还是以人为本的城市？比如北京南站现在成了“难站”，原因是什么？那么好的基础设施，如果不去解决人的服务问题，我们城市治理的本质何在？
关于城市发展改革有无数个话题，但是一条，解决人的问题，才是根本，才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。
（文字来源：“第二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”现场实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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